交通规则是交通法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是指城市中行人、车辆、道路之间的行为规范和准则。一般讲，交通规则是城市面积和人口增长到一定的范围和数量，行人与车辆、道路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日益显露后，才由城市的领导和管理机构制定的一种城市生活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而交通规则又有利于确保城市的正常运转。近代以后上海出现了租界，上海的城市面积不断扩大，人口迅速增长，交通工具不断进步和发展，上海也成了中国最早公布城市交通规则的城市。
1 人力车时代的交通规则
上海是江南水乡城市，在农耕年代， 上海人远行靠舟楫，陆行靠步行，只有大户人家或小脚女人外出时才会坐轿子；上海人不养马，也没有马车，这样的城市环境也不需要有一种规则来制约人的交通行为，当然也不会有什么城市交通规则。
1843年上海开埠，1845年英租界率先在上海建立，1848年和1849年美、法租界建立，1863年英租界和美租界合并，即后来的“公共租界”，这样，上海并存有华界(中国管辖地界)、公共租界、法租界三个各自独立，互不相关的行政区划，而华界又被分为南市和闸北两块，人们把旧上海政区分割的奇特现象谑之为“三界四方”。
租界是根植在中国封建帝国领土上的资本主义城市模式。租界的市政和经济发展飞快，在上海开埠10年后，上海的外贸总量就超过广州而高居全国第一。
1860年，由忠王李秀成率领的太平军发动东进，在很短的时间里攻陷镇江、常州、无锡、苏州、杭州、宁波等苏南浙北的大部分城邑，同时就有数以十万计的苏南浙北难民进入上海。据不完全统计，1860年前上海租界全部居住人口不足2万，而两年后就激增至20万余。难民中有许多江南富绅，他们携带的现银成了上海租界早期开发的资本。难民中更多的是破产的城镇小手工业者，他们则成了租界的廉价劳动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太平军东进给上海带来的则是发展的机会。
太平军东进的胜利给清廷及租界以极大的恐慌，李鸿章奉命将他在安徽训练和组建的淮军在英国军舰护送下进入上海。淮军用一种北方特有的木制独轮车运输辎重，当战争结束后，这种独轮车就被留在上海，成为上海早期的主要运输和代步工具。当时上海把安徽、江苏长江以北之地均叫做“江北”，这种独轮车就被上海人叫做“江北车”，它两头的车架及车身形状有点像羊角和牛头，所以又被叫做“羊角车”或“牛头车”。
江北车是货客两用车，载货根据里程计价，载客以人数加里程计价。上海是一个港口、贸易城市，码头、堆栈至仓库、商店的市内短途运输业务十分繁忙，有数以千计的江北车在街头川流不息地奔走，车辆因 超载或货物捆扎不牢而造成伤人事故也时有发生。
据说，1870年时一个居住在日本的美国牧师发明了一种人力拉动的二轮客车，1873年一位叫米拉(menard)的法国人将这辆二轮车引进上海，并向租界申请在租界里开展人力车客运服务，得到工部局和公董局准许后，1874年1月20日《申报》登载“外国小车出赁启事”，说“今有本行新到洋车，比中华车大小不同，不论天暗下雨，一样可推。车上另有篷帐，下雨不湿衣服，格外奇巧。贵客商欲坐者，请至本行贾可也。”这种来自日本的人力二轮车就被叫做“东洋车”，以后又规定，凡营运车一律漆成黄色，于是又被叫做“黄包车”。黄包车比江北车轻便得多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它就成了上海主要的客运车。
上海城市人口、车辆密度不断提高，那些整天在马路上川流不息的车辆也经常会发生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交通事故，这不仅是一个交通安全和秩序的问题，也是一个维持社会治安的问题。1888年后，租界当局先后公布了《手推车规章》等针对营用车辆的各种限制和规定，如明确规定江北车装物的体积和重量，具体规定江北车一次载重不得超过450斤或600磅等。
2 马车时代的交通规则
西方人喜欢养马和赛马，并在上海建立了跑马总会(shanghai raceclub)和跑马场。早期的跑马只是侨民的兴趣和爱好，后来跑马就成了商业性的博彩。为了吸引更多的中国人加入博彩活动，跑马总会还特设中国马的赛马比赛，于是有许多蒙古马被源源不断地运抵上海，旧上海盛传的“山东马永贞”与“上海白癞痢”之间的争斗，实际上是操纵上海赛马市场的两大帮派之间的争斗。
运入上海的蒙古马中，大部分尚未入选为赛马就被筛选下来，每年又有一部分赛马被淘汰，而上海的城市面积不断扩大，人口迅速增长。早在1867年，一位叫帕兰特(b·pallant)的 西班牙人就收购被淘汰的赛马创办了龙飞马车行(shanghai horse bagaar)。不久，一位叫陶善钟的浦东人利用自己曾在跑马厅任调马师时建立的关系，以低廉的价格收购马匹，开设“善钟车行”。这两家车行控制了上海80%以上的马车。陶善钟发迹后在沪西购置了大量的土地，成了上海最大的 房地产商之一。黄炎培主修的《川沙县志》中讲：“陶如增，字凤山，号善钟。顾家路人。幼寒微，业调马，设善钟马车行于上海，营业甚广。广置地产于法租界今善钟路一带。租界当局以其名名路。”“善钟路”就是今天的常熟路，可是很少有人知道，这是上海租界以华人名字命名的道路之一。
与江北车、黄包车相比，马车的载重巨，体积大，车速快，在人口密集的市区街道奔跑的马车更容易造成伤人事故，因此，必须要制定一个规章制度来约定行人与车辆之间的行为准则和处罚条例。1899年公共租界出台《巡捕房职务章程》，这个《章程》从文件名称看是一个警察章程，但从另一个角度讲，则是一个城市守则。《章程》的第三十项为《马路章程》，共17条，涉及行人、车辆、道路等多方面的内容，举例如下：
一、驾车者须在马路左边前行，他车须从他车之右边向前。
该条例采用英国交通习惯，车辆必须靠马路的左侧行驶，后车如要超车，则必须从前方车辆的右侧超车。上世纪30年代，尤其是抗日战争期间，美制的汽车大量进口中国，而美国车辆是右行的，所以抗战胜利后新颁布的《交通规则》规定：从1946年元旦起，全国所有车辆一律靠右行驶。
三、过桥或十字路口，或转弯之时，应格外缓行，向左转弯，应靠路边，即俗所谓“小转弯”；向右转弯，则须从宽而转，即俗所谓“大转弯”。
这是路口减速的规定，上海的交通俗语“大转弯”、“小转弯”在当时已出现了。
十、凡载重之车马等类，其速率不得较速于步行之人。
由于当时没有机动车，只有人力车和马车，制动很差，所以规定重车缓行的条例。
十一、在马路之马或牲口，无论驾车不驾车，应有伶俐之人看管，此人应在随时可以收缰制服之处，不准离开。
这是针对马车而制定的规则，马匹容易受惊而乱奔，车夫不得随意离开马车。
3 机动车时代的交通规则
进入20世纪后是世界汽车制造业的蓬勃发展时期。1901年，一位叫李恩时(leing)的匈牙利人将两辆汽车带进了上海。当他去向工部局登记申请执照时，工部局的官员也没看到过汽车，不知给他发什么执照。后经商议，只得将汽车纳归“马车类”，发放马车执照。但是仅过了8年，上海注册的汽车销售商已有8家，其中5家还兼营汽车出租业务。与此同时，1908年有多条线路的有轨电车在上海开通，这些“机动车”的自重、载重，体积比马车大多了，速度也比马车快多了，一旦发生人车相撞，事故的严重程度也大多了，原来为人力车、畜力车制定的《马路章程》显然跟不上形势发展的要求。同样，原来为人力车，畜力车设计的道路与城市格局也显得十分落后。所以，在汽车进入上海后，上海一方面进入城市道路的改造期，许多河道被填平筑路，如原来的洋泾浜被填筑为爱多亚路，长浜被填筑为福煦路(今延安东路和中路)，泥城浜被填筑为西藏路，周泾被填筑为敏体尼荫路(西藏中路和南路)等。工部局还派专人对道路与人流、车流量进行统计，如1909年7月7日对南京路江西路口从上午7时至下午7时的12小时统计，过往车辆20447次，行人60038次，是人、车流量集中，交通事故的多发区。最终，这个调查组拿出了一个事故原因和解决办法的报告。
1920年，工部局责成公共租界道路交通主管部门——巡捕房起草一份涉及租界及相关地区的交通管理、控制、指导、疏通的法则，经过多次讨论、草拟、修改，工部局将该法则定名为《交通规则》，19 21年1月1日正式对外公布和实行。这是上海正式公布的第一部《交通规则》。1923年和1931年又两次对《交通规则》进行修订，并于1931年6月正式公布，共62条，是一部相对完善的上海城市《交通规则》。
《交通规则》第一条对城市道路的性质和使用作出界定，把城市干道称之“大路”，“大路”分“车行道”和“人行道”，规定车辆和行人各行其道；并对“交通”、“车辆”、“驾驶员”、“机动车”、“行人”等涉及交通的名词作出诠释。
第二至第四条，以及第八条主要对“行人”的交通行为作出限制和规定，第五至第六条，第十一至第三十一条则对“驾驶员”的行为作出限制和规定。该《规则》是上海公共租界的《交通规则》，所以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涉及道路的使用，如全天通行车道，单行道，泊车办法等作出明确规定。
为了使市民了解《交通规则》和遵守《交通规则》，工部局印制了许多宣传品，无偿向市民发送，举行相关的宣传活动，而上海英美烟草公司也不失时机，得到工部局许可后，赶印了一套36张的《遵守交通规则》香烟牌子，并称，在规定期内收集一套者给以重奖。
从19世纪后期起，公共租界先后公布了与上海城市交通相关的章程、规则，法租界和华界也随后出台交通章程，这些章程基本上参照公共租界的章程，如公共租界车行左，法租界和华界也车行左等。所以，尽管上海的政区被分割为“三界四方”，但交通规则却保持一致。
